在战国早中期的山东曲阜鲁故城墓中出土了近十件带钩，质地有银、铜、玉、铁等，制作工艺有鎏金、错金银、贴金和镶嵌等，堪称佳品。现择其精者简介如下：
　　
　　兽面纹玉带钩（图1） 战国中期58号墓出土，同时出土的有玉璜、玉环等。长8.3厘米，宽6.8厘米。器呈铲形，黄玉质。钩首雕作兽头，兽耳直立，头顶中央雕饰突起的鬃毛（以阴线刻划“V”形细线纹），双目瞪视，兽首面部刻划细致。钩身正面上部饰三组对称的卷云纹，中部浅浮雕饰兽面纹，周围阴线浅刻变形兽面纹。钩身镂雕勾卷云角。带钩背面有圆形玉钮，钮面阴线刻卷云纹，钩身阴线刻饰四组连续的圆首尖勾云纹。玉质莹润纯净，纹饰精细，制作精美。

　　兽头银带钩（图2） 战国早期52号墓出土，同时出土的有残玉璧、铜弩机、夔龙玉饰、嵌金银铜带钩等。根据出土位置和共存器物判断，此带钩是佩器钩。器作琵琶形，钩首作兽头形，器身弧形拱起，侧视呈S形，尾端雕饰卷角兽面纹。两道细凸棱使钩身正面呈瓦状内凹，背面一圆钮，长15.9厘米，宽2.5厘米。

　　镶金猿形银带钩（图3） 战国早期3号墓椁室北面中部出土，同时出土了玉环、牙梳、铜镜、玉马、玉带钩、镶嵌绿松石银带钩等。器作猿形，呈攀援跃进状，猿身微拱。背面有一钉状圆钮。此带钩有两个钩首（上肢两爪弯曲作钩状，即钩首），可能是将带钩的系带和佩物的功能合二为一。猿身贴金，两目嵌蓝料珠，炯炯有神，姿态生动。通长16.7厘米，臂长7厘米。

　　战国时期的异形带钩除了猿形外，还有龙虎形、牛形、人形等，不仅质料名贵，而且工艺水平也十分高。这些异形带钩和金带钩一样，不仅是主人炫示身份的标志，似乎还有辟邪保平安之意。
 
　　鎏金镶玉铜带钩（图4） 战国中期58号墓椁室东侧中部出土，同时出土的有错金银带钩、玉环、玛瑙环等。器为扁长条形，如带翅飞兽，通体鎏金，钩身中部嵌玉鸟和绿松石圆泡，钩部作兽首状，圆钮，长11厘米。鎏金又称“大镀金”，系将黄金和水银合成“金汞齐”液体，施涂于铜器表面，尔后加热烧烤，使水银蒸发，金遂附着在器表。该工艺出现于战国中期，其后历代沿用，迄今不衰。铜器鎏金，格外富丽堂皇。

　　除了以上几件带钩外，鲁故城还出土了错金银铁带钩、龙形玉带钩、镶嵌绿松石银带钩等珍品。

　　古代带钩的使用比较广泛，鲁故城出土的这些带钩，除兽面纹玉带钩是在棺内人架腰部出土，用于钩系革带外，其余均出土于椁室，并与其他器物、佩饰共存，说明这几件带钩均作佩钩使用。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工艺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，包、镂、镶、错、鎏金等金属工艺获得较大的发展，使金银装饰技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崭新面貌，其装饰效果也显得更加辉煌华丽。青铜线刻工艺的发展，亦对金银工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尤其是错金银器的出现，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。鲁故城出土的这几件带钩，工艺技法有鎏金、错金银、贴金和镶嵌等，制作精湛，各具特色，体现了战国时期金细工艺高超的技术水平和艺术造诣。

　　战国秦汉时期是带钩发展的鼎盛时期，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中有“满堂之坐，视钩各异，于环带一也”的记载。到魏晋时期，带钩的使用急剧衰落，出土明显减少。南北朝以后较具（带扣）盛行，带钩逐渐消失，由使用更趋方便和实用的带扣所代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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